第二节 公权来源与政治发展水平  

    政治产生于王权社会时代，发展于社会权力改造过程。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权利重心由王权向民权转移的过程，也是利益的基本点由君王向民众扩大的过程，更是人类超越兽性完善人性的过程。

    人这种社会动物在王权产生以前已经开始了社会性劳动，这一时期的利益分配原则仅仅是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这时期的所有财富都是直接向大自然索取，一边索取一边消费的财富占所有财富的很大比例，剩余部分才可能让社会群体内部其他人分享，这样的社会按照这样的分配方式是天然合理的。随着社会协作意识的增强和工具制造以及使用技术的提高，社群内部的剩余财富就大大增加了。当人们面对更多的财富时，出于人性的本能，财富的占有欲便促使社群内部成员之间发生纷争。当然这种纷争与部落间争夺领地那样你死我活的战争是不同的，一般不会发生激烈地对抗，根据长幼强弱都能做出争让抉择，这种抉择的依据也就是人类社会财富分配最原始的规则，即强者优先规则。王权出现以后，这种规则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所以就造成了社会财富向权力迅速集中的现象，这只是在原始规则的基础上更强化了权力效应的社会规则。这种规则刺激着少数强者的欲望在不断地膨胀，剥夺着弱者的利益使他们的生活日趋窘迫。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强者和弱者对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现象各自都有不同的表达。帝王们总是在宗教信仰或原始文化中寻找自身地位与权力的合理性，平民却是直接对残酷的现实表示不满，对这种制度的罪恶予以控诉。看似这两种表达是截然不同的，其实则完全出于同一人性。只不过在人性的法官面前，前者是强者对权力合理性的辩护，后者却是弱者对不公平制度的诉讼。在人性这个**官面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平等的。人性的善追求的就是正义与公平，而统治者受膨胀的欲望指使，使他们不会有这样的追求，更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为了规避正义的谴责，统治者需要标榜自己所拥有权力具有正义性。对于统治者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不能一味地施以恶政，因为那样就必需加以持续地暴力强制，同时还必须应对无休止的抵抗，统治风险很大。而在正义招牌掩盖下的伪正义则可以软硬兼施，间歇性地使用暴力，这样既能降低统治成本，又能缓解统治危机，企望正义与利益兼得。但是，既然挂出正义的招牌就要做一些样子，即便是口头文章也得做。当出于伪正义建立起来的制度长期给人们造成苦难的同时，无可奈何地也为正义力量的存在与成长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实际上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彻底泯灭人性，统治者维护自己的利益本身也是人性的体现，问题在于利益分配的制度是否公平。面对大多数人认为不公平的制度是改变还是维护，这是判断正义与否的基本标准。人类的文明进步正是在正义与邪恶的此长彼消中实现的，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是制度的进步，制度的进步就是对公权力改造的成果。对公权改造成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权力的来源不同，原始权力的来源是原始暴力和原始宗教，继而形成的家族、血统继承。这是被文明社会首先淘汰的权力产生途径。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政治成熟，当今世界处在最先进地位的权力来源莫过于民主选举。源于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公权力，是人类社会史上较晚出现的，合乎自然法理和人性的，充分体现人权的社会公权力。

自从政治现象出现在人类社会以来，它便开始了对人的权利与权力的关照，并在二者之间构筑起了法的围栏。原初公权力的产生也是脱胎于个人权利，因此这种公权力就不可避免地带着浓重的个人权利的胎毛。它在毫无限制的履行公共职能的同时很自然地也扩大了权力执行人的个人权利范围，这是由人性中最原始的趋利性所决定的。这种人性的体现严重地侵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很不人性的，也是不道德的。政治就是要对这样的公权力施加改造，限制它对他人权利的肆意践踏，使它逐步蜕去个人权利的胎毛，同时也过滤一切私人权利掺入公权机体内部。政治这样的设计完全是从人性的实际状况出发的，人性的善、恶是自然存在的，这样的存在就是不受人的意志左右的，人人如此，无可指责。只有当人性中的善恶作用于社会并发生对他人的权利有益或有害的行为时，人们才能对其行为加以善、恶的判断。尤其是人性中的恶，当他嵌入到权力之中便会发展成为与权力等同威力的恶。所以政治的任务就是将公权力与每个人、包括执行公权力的个人权利严格地隔离开来。既要维护个人权利不受公权侵犯，又要使公权力保持适当的纯洁，不得让贪欲私念随意泛滥。因此政治制造了这样一种隔离材料——法律，然后又用这种材料为公权力定做了一个隔离装置——制度。现代民主制度通过法律对公权力和各政党的应有地位及行为予以确定和规范，使民意通过有法律保障的渠道对公权力的产生发挥作用。这是今天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构建起源于人性，最终落实到人权。在这种制度下，“统治”一词在政治学范畴已经变得暗淡无形了。

“政治不是一种统治活动，而是决定政府方式和事务的活动，在没有选择和变动的地方，认为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地方，是不存在政治的。政治活动，即思考、讨论、批评以及修正权力的管理和组成，……”——《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迈克尔.爱克肖特（英）

以人性为基础，以人权为核心，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公权、治理社会这才是使社会有序发展的良性开始，也是政治的真实本质。可以说政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种“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的政治定义是人类政治发展初期的产物。是以统治为目的还是以治理为目的，这是原始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水岭。

政治这种人类特有的改造社会的现象，始终处于对社会改造——规范——再改造这样不停地运动状态。统治者在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时需要通过法律予以强制，当人们要改变社会制度时最终改变的还是法律，可见，法律是政治的最终体现。当我们回顾社会发展史便不难发现，有什么样的公权力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来维护。政治对公权改造，制度构建，司法方案设计都负有天然使命。

    自然的主宰，我们视它为上帝，是它创造了自然法，而我们作为人类社会的主宰也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了社会法。上帝的意志体现的是自然的本性，人的意志当然体现的是人性本质。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会有那么大差别？这就引发了一个人性观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这样一种人性观：“人性首先是阶级性。”这种人性观就像一把屠刀把整个人性给肢解了。持这种人性观的人已经丧失了人性的整体性，阶级的人性观其实就是这样残缺的人性观。与其说是一种人性观，倒不如说是用阶级性覆盖了人性。当人性不见了，才会使一切卑鄙、丑恶、残暴当作正当行为成为可能。前面提到过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彻底泯灭人性，但是，以阶级性为出发点的斗争哲学对人性的摧残是令人震惊的，它有别于奴隶制对人性的摧残。因为奴隶制是人类文明初期的产物，而残酷的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现象却产生在高度文明的二十世纪。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政治大倒退，文化的大倒退，人性的大倒退。一切为这种倒退现象辩护的理论学说都是可耻的，虽然这也是出于人性趋利的本能，但这种人的人性表现侵犯了他人的利益，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没有人性的。如此行为已经偏离了政治发展的正常轨道，背离了政治的发展方向，背叛了正义立场，违背了人性原则。只顾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就是把政治偷换成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权力技术。以现代权术取代政治的现象给我们这个社会造成的创伤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之内恐怕也难以抚平。揭露这种残酷社会现象的文学作品及各种文体早已见诸网络媒体，在此就没必要增加篇幅了。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属性，人才是社会的主体。也就是说人不应该属于社会的，是社会属于人的。人与国家更是如此，属于人的国家应该是为人服务的，为人的权利提供可靠保障的。这样的观点在民主国家里会得到普遍认可，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所有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都有可能被看成是正常的。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秩序，这是勿庸置疑的。秩序是在制度下形成的，为了让我们的社会生活有一个良好的秩序，人们的目光自然要投向制度。制度，就是是社会公权来源、结构和运行模式的总和，按照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解就是社会公权产生、维护以及人权保障的总体运行机制。制度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公权产生的途径和人权体现的程度。公权产生的途径决定其权力受谁的限制，正可谓“民不选官，官不为民”。人权体现的程度反映了制度的人性化程度。没有人权的社会制度就是缺乏人性的社会制度，以阶级性或党性取代人性的行为就是分裂人性的行为。在个人的权力、地位、财富诱惑下，欲望的膨胀就会占据理性的空间，当膨胀的欲望引领那些人走向反人性的道路上时其人并不自知，因为理性已被满足欲望的方略所取代。为了自己和本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千疮百孔的腐朽制度创造各种理论学说就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大作为。如果回归理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在个人享受不到公权的保护时也就没有维护公权形象的义务。只有在政府的保护下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人们才能从内心给自己的政府以尊严。一个社会有没有人的尊严看什么？不是看有权有势之人的尊严，也不是看所谓成功人士的尊严，而是看普通劳动者有没有尊严。对普通劳动者来讲，并不需要别人采取什么手段来提高他们的技能，也不需要别人担心他们的素质技能要如何发展，而是需要让他们活得多一些尊严，让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切实提高。英国的罗素在《走向幸福》中说：“任何需要完成的事情，只有在某种热情的激励下才能做得好，而没有某种自尊的动机是很难产生热情的。”如何让人们获得热情的激励？又怎样产生自尊的动机？离开了人性化的制度和充分的人权享受，只靠忽悠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立人性化制度的关键一步是首先要对缺乏人性的公权施以改造，使公权按照公民的意愿产生，在公民的监督下运作。如果这一步做不到，说明这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水平还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