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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化承载与政治主导

已有 238 次阅读  2015-10-04 22:28   标签background  style 

第三节  文化承载与政治主导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绝不会脱离社会实践凭空而生。起初人类文化的发生一是出于认知,二是出于表达。虽然动物也有一定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但它们不具备如人类这样的智慧,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认知与表达需要。人类文化的产生为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又为文化的进步拓宽了道路。经济对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提供物质准备,而政治对文化的发展则直接起到推动和导向作用。自从政治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它便与文化紧密地交汇在一起,文化不仅承载了政治的全部思想内容,而且还是政治的必要元素之一。政治则引领着文化的发展并依赖文化彰显其形态。

    人类文化的产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传承具有悠久的历史性,交流具有选择性、排斥性、融合性,因此文化才具有多元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哪一方人都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是民族的根,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只要某一种文明还存在,他就不会丢掉传统文化。但是,并非任何一种文化都对应一种政治形态。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起源都不可能跃过王权时代。无论哪个区域的原始文化,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不同程度地受到王权政治的影响。王权文化在人类史上有着几千年的辉煌。尤其在中国,皇权政治这条历史的藤蔓将古今社会缠在了一起,虽然在凄凉的近代有过短暂的断裂,终究还是藕断丝连。承载它的文化在权杖的淫威下向奴婢一样胆战心惊地走过了几千年,病态的身躯背负着古老的文明,面对不断更新的现代文明早已无力承受了。虽然它也在拼命地吞噬自然科学的成果,却再也不能担负起国家兴旺发达的使命。文化的悲哀使中国许多志士痛心疾首,有的试图在文化领域找到一个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支点;有的试图通过文化复兴运动来彻底改变社会状况;一些激进人士干脆要彻底废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似乎将中国社会的全部悲哀都归于文化的责任,认为文化是社会政治形态的决定因素,文化成了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无论在研究东西方社会差别问题还是讨论中国政治现状,很多人都习惯于从文化的角度入手,这样既容易找到社会问题的文化渊源,又能回避让一部分人过敏的政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没能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搞清楚,只看到政治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一个方面,而忽视了政治独立于文化的社会功能。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把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理解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人类社会发生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往往是来自相对封闭社会之外其他文明的闯入,文明差异不是暴力冲突的根本原因,而是人类社会政治成熟度还不具备调和区域、种族之间的利益应该具有的能力。

    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毫无渊源,而他们能亲密地结合并造成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在文化层面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问题的恰当答案。这可不是文化的契合点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那样,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会找到许多契合点,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却视民主自由为虎狼。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的思想传承与发展绝不是文化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完全是政治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有说服力的是二战后欧洲的东、西德国,亚洲的朝韩,中国的台湾与大陆。两种政治形态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决定社会制度的关键因素是政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情都与政治有关,政治起着主导作用。用文化来掩盖和回避政治真相都无益于社会进步。想通过文化复兴运动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们虽然有良好的愿望,但还是难免落入统治者设下的圈套。文化在统治集团那里经常拿来作为遮羞布或挡箭牌,把一切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社会现象都加上文化的包装,有利于统治者的文化内容都树为正统。什么民族传统了,爱国主义了,中国特色了,都要写在文化传统的招牌上,而把真正的政治目的掩盖起来。多年来,统治者一方面在不断地加强专权,另一方面却引导人们追求财富,提倡享乐,利用文化娱乐吸引大众的视线,以缓解由于政治问题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压力。当然这样做是不够的,还要严厉禁止人们成立政治组织,堵塞一切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牢牢控制舆论宣传工具,以剥夺大众的政治表达权。大谈文化是统治者喜闻乐见的事,谁也没有对文化负责的义务。什么官场文化,饮食文化,性文化,还有什么规则,定律,在传统文化中都是有根有缘的,都不是今天的统治者制造出来的。大量的帝王戏剧影视作品纷纷出炉,试图通过腐败宦官和为江山社稷而勤政为民的帝王形象告诉人们:我们中国历来就是皇恩浩荡,鱼肉百姓的只是那些贪官。不怕谈文化,就怕谈政治,这是所有失去权力合法性的统治者最显著特征。

    政治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治理现象,是运用文明的方式治理社会的行为及有关这种行为的学问,而不只是社会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政治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公权力的改造和人性的解放。当这种行为一经发生便超越了文化而显示其自身的独立功能。治理社会的过程与结果又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拓开新的领域。社会文明进步有两个明显标志:一是对公权力的改造,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权利的改造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两行脚印,他们互为起点,交替前进。权力改造的过程就是人性解放的过程;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拓宽人类生存领域的过程。这两行脚印就是人类文明的烙印,政治与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才是前进的两只脚。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脚印很有特色,因为只有一只脚能活动,另一只脚始终不肯离开原地。

    中国是个文化大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本来这是很有利的文化资源,并非是走向现代化的负担。问题的根本是国家的公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政治因素严重的阻碍着文化的发展,使它不能正常地更新发展,所以才把中国的文化弄成这个样子。政治对文化的制约和改造功能是巨大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为了给自己的权力找到正义的依据,都在煞费苦心地对文化改造大做文章。例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其原因就是只有儒术才最符合皇家的根本利益。再如明太祖朱元璋,他读到孟子的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一句时怒道: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随即下令撤销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同时下令,有为此而谏者以大不敬论。后来又命儒臣重编《孟子》,删除了一些强调民重于君的有关内容。从此明朝科举考试就以删改后的《孟子节文》为标准。可见文化被阉割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如此地寻常。

    不能解放人性的政治制度就不能让人的思想获得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文化就不可能自由发展。想通过模仿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振兴中国文化只是一场梦,因为那样的运动是在突破王权与教会的政治束缚背景下发生的。而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瓶颈就是政治,而不是文化,更不是经济。这个瓶颈不能突破,文化就不可能复兴。

    当今世界的文明进程正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科学无国界,经济共繁荣,人性本一致,制度必趋同。不过,实现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改变文化的多元性。任何人都不可能抹掉自身民族的文化烙印,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也不可在文化交往中以自我为中心。用扼杀其他文化的手段来实现的文化统一势必给人类社会制造新的灾难。人类文化的最终发展是众多文化源头的汇集,在汇集的过程中碰撞、交流与融合是一个自然历程。当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出现障碍时,文明的处理方式应当是给对方以尊重而不是扼杀。以中医文化为例,西方人并未武断的予以否定,总是在做着探索性的了解验证工作。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刚学到一些西方文化以后就要对欠了解的本民族文化彻底否定,这种文化**倾向不管是来自哪里,人们都应对他有所警惕。易经、中医是古中国文明的成果,是有别于西方科学文化的另一种文明。如果能用西方的科学标准验证中医的思想内涵当然就不存在沟通障碍了,因为它们之间是根本不同的两中文明体系,就像出生在两个完全不同风俗环境里的人,从心理到行为习惯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的种类远不止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两种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没落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责任并不在文化本身。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而文化多元化,既能体现人类的共性又能显示各民族的个性,与和而不同的人文思想和人类共同追求的民主精神都是一致的。

    在坚持文化多元性的原则立场上还必须警惕:有人正在用文化的多元性为权术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打着特色的旗号淡化政治问题的根本性。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庞杂,无论是对应哪种外来思想几乎都能从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内容,不管是君主论、阶级论还是自由民主思想。因此,文化论就成了统治者为掩盖政治本质的遮羞布。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顺理成章的得到解决,如果在政治上不能对公权力进行有效地改造,即便在文化上再来一百次革命,把传统文化彻底清除,实行全盘西化,最终还会把西方文化也变成僵死的东西。

    文化记录着人类文明的历史痕迹,文明则是人类文化的精神本质。用价值区分,文化具有人类经验的外在表现价值,文明具有人类经历的内在精神价值。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是文明的进步。任何阻碍文明的发展因素都是危害人类进步的因素。从公权对社会的治理功能可以看到它对文化的干预作用,这种干预就像一部汽车的控制系统,保证了发动机提供的动力安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使整部汽车——人类社会,朝着它控制的方向发展。文明在自身发展中迈出的双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人类进步的旅途中留下了两行脚印,不同的社会形态所留下的脚印都毫无保留地显示出各自特征的全部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特征,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哪些社会的前进步伐是快速平稳的,哪些社会是起伏不定、跌跌撞撞甚至原地打转。

    人类文化是人的智慧并作用于社会实践的记录,经过传承积累和不断地发展实践,使得人类对自身和身外世界的探索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在这个不断扩展的空间里,充满了人的智慧、理性、欲望的能量。智慧的增进、理性的提升与欲望的膨胀在不停地扩充着这个空间,空间的扩展又带来新的增进、提升与膨胀的过程,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状态让人类总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所展现的内容并非都是大自然对人类付出的回报,更多的往往是对人类行为的回应。战争的苦难与创伤就是对战争行为最直接的回应。自然的回应是有凭有据的,这个凭据先人们称之为天理。天理昭示着正义与邪恶的判断。正义和邪恶就在智慧、理性、欲望的相左与配伍结果之中产生出来的。智慧左理性必生正义,正义之事天人相助;欲望左智慧与理性是生存常态,常态之理天人皆从;欲望伍理性可生节制,节制之德天人为敬;欲望伍智慧易出邪恶,邪恶之行天人共愤。在人类社会中,一般来说,那里有智慧,哪里就不缺乏理性。那里的智慧缺乏理性,欲望就很容易失控。人类对天理只能不断地发现和虔诚地遵循,不可有任何妄为。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也是顺应天理治理社会的活动。

    “捷克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发展出这样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有其自然科学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着其政治学方面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他首次把政治理论表述为有关权力的技术理论(尽管带些恶意讽刺的口吻)。虽然有着全部历史错综复杂性,我们仍然可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正像现代科学爱将作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实际的人类个体抛置于脑后一样,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更是如此。"——哈维尔。在哈维尔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到,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的所谓理性,其实只不过是在欲望驱使下的智慧活动而已。这种智慧活动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简而言之,背弃了天理,更背叛了人性。这种背叛是要遭到惩罚的,而这种惩罚又是绝对不可逃逸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文化中都不缺少报应这种观念,对报应的认识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果。吴思先生在《造化的报应》一文中说:造化终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的确是这样。在自然系统中,报应机制是天然的,不可抗拒的。它是建立在每一层系统之中的。如:宇宙系统,银河系统,太阳系统,地球系统,生物系统,动物系统......。而在我们人类社会系统中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吴思。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一样,也是分若干层次的子系统,如:人类世界,国家,地方......直至每个家庭。在各个系统中,报应机制就是根据法律制度、道德伦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每个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触犯了报应机制必须遭到该系统的报应。一旦某个系统中的报应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或机制失灵,那么这个系统必然在上一级系统中遭到报应。如果上一级系统也没有有效的报应机制,那就必然在更高的一级系统中遭到报应,如果全世界的报应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人类都要遭到报应。战争是如此,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如此。

    人类一切的恶与善都原自人性,而诱发恶与善的因素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人性,分为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阶梯。生物性包括自利性、利他性、欲望、理性,悟性......这是先天的。而人的社会性则是人的先天本性通过人类社会实践所形成的。欲望只能强化自利,直至发展到侵犯他人利益的地步,加之理性的缺失而使其任性,这就是恶的源头。相反,理性能在自利性的基础上兼顾他人利益,并产生有节制的行为,这就是善的开始。善恶构成了人的社会性,他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独立存在。当人性的恶被没有限制的权力扩大以后就会成为万恶之首。人的意志对善恶的干预只是在社会的层面通过道德、法律制度等因素给以张扬或抑制,这正是造化交给人类必须要完成的报应工作。当一种邪恶在一个家庭里发生而又得不到应有的报应,这个家庭是不幸的;一种邪恶在一个国家里成长起来而又得不到应有的报应,这个国家是危险的。报应机制按照现代文明观念解释就是对恶有效的制约机制,任何没有制约的权力都将发展成为社会罪恶之魁首。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的根本任务还应该是在人类社会的各级系统中建立起对恶有效制约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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