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政治状态决定经济形式   

   经济概念较为复杂，这是由于不同的词源与多种词义并行所致。在此仅取社会财富的产生、分配、消费运转之意。

    经济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在原始状态，这个基础并不是无条件地为每个人提供生存保障，它须要人们通过必要的社会活动来获取财富。现代社会经济是被诸多经济实体所占据，并按着一定社会制度进行资源分配管理着。个人通过必要活动获取的那部分财富就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个人或者经济体获取财富的程序规则就是经济秩序。王权政治时期在“统制主义”下形成的经济体与政体是按同等结构建立的，权力资源决定着经济资源。因此，处在权力位置上的人就占有相应的经济资源，位置越高资源占有量就越大。任何人想获取一定的经济资源必须通过为君王效力才能获得，换句话说，任何经济利益都要依靠君王的赐予。在经济秩序层面体现为“利出一孔”，在社会秩序层面显示为一种明显的等级制。但是，统制的干预不可能不给社会经济留出一定的自由空间，所有“统制主义”社会环境下都会出现官方和民间两种经济体。这就是二元经济秩序形成的社会因素。市场经济的出现标志着社会文明走出了王权政治的阴影，二元经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凡是在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里，无论是古代的雅典城邦还是在近代的民主共和国内部，都有着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因为作为自由平等追求者的个人，只有在市场经济关系中才有可能真实地体验自身存在。自由平等原则也只有在市场经济关系中才具有现实性。当自由和平等作为社会交往的原则时，公平的交易就是自由平等的具体体现。而计划经济的出现则彻底消灭了实现自由平等的可能，这种经济秩序不仅与市场经济秩序格格不入，其经济统制刚性如同权力统治一样都远远超过了王权社会。它把可能产生私有财产的经济秩序彻底打烂，并强行没收个人的私有财产。一元式计划经济不给自由经济发展留下一点儿空间，权力的触角伸向生活的所有角落，使人难以分清是经济体纳入了政权领域还是将政治权力嵌入了经济体。企业党政机关与地方政府不分雌雄，企业办社会，政府办企业，企业象政府，政府象企业，同样用窒息思想的统治方式将人置于工具的地位使其从事生产劳动。政府、企业、基层大小社会单位都安排相应数量的统治代理，他们除了统治人之外没有任何作为。有人将这种到处都体现着国家权力的社会现象称为“泛政治化”，实际并非是政治的泛化，而是权力泛化，政治与权力并非一回事。这种权力四处张扬的所谓政治性其实只是用于包装其权力的伪政治。伪政治对社会的治理的结果就是越治越穷，越治越乱，因为它做出的许诺和描绘的美好愿景都是无法兑现的。《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英、F.A哈耶克）一书对这些现象予以了详尽的描述，这样的好书很值得处在社会主义环境下的人们一读。伪政治虽然在短时间内很容易掀起广泛的狂热激情，但激情过后只能剩下痛苦和恐慌。从五十年代一直狂热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激情”，把中国社会经济已经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这种现象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苏东波现象无不源于此。在这样确凿的事实面前，任何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唯独贪婪的统治集团仅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既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又不顾国家根本利益，顽固地坚持政治作伪，继续编造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惧怕人们谈论涉及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拒绝接受公权改造。幻想通过发展经济就能使国家强大，强大了就谁也不怕，政治智慧完全停留在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的水平上。所以才有毫不顾及正义与公平的猫论、硬道理论。疯狂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杀鸡取卵式的掠夺资源，惨无人性地镇压忧国忧民的进步学生。腐败已经侵蚀透了整个国家机体，民心已经背向政权。在虚夸千年盛世、极度粉饰太平的同时却以民主思想为大敌，将好端端地国际互联网割裂开来，建立自己的特色网络王国。这一系列的举动无不在说明一种事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着想，认为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腐朽的执政观在中国还有很深的根基。回避政治改革不仅是统治者的臆想，也是统治集团走向万劫不复深渊的绝路，是今日社会的最大祸根。

    中国这种单一的经济改革是从社会经济源头——家庭经济开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在乡镇大搞个体经营，相比计划经济而言，思想观念和劳动力的空前解放，曾一度使大众精神面貌与经济状况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被长时间压制的劳动热情和积压的生产资源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使得执政压力暂时得到缓解，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开始回升。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绩，并非是什么领导人的英明，根本原因是人们感觉比以前残酷的统治有所好转了。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从封闭转向局部开放，顺民心，符合国民经济利益。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便开始暴露出来。首先是市场经济不具备起码的法制环境，丛林法则将经济秩序带到了野蛮的境地，猫论更使这种境地发展到了罪恶的地步，权力与黑恶势力占领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这种占领还是硬道理。其次是涉及到重大民生的住房、医疗、教育的一系列改革，根本不是出于公平公正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原则立场，完全出于统治集团的一己之私巧取豪夺，将工薪阶层，尤其是普通劳动大众置于生存的贫困线上。再次是国企改制，将国企职工与他们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剥离开来，不仅使政府的诚信荡然无存，还把国有资产合法地落入了特殊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资本势力的手里，指导改革的权威却充当了窃国大盗的角色。在大小官员盲目追求GDP指标的同时却创造了基尼指数的不断新高。管理者与职工、地方政府与农民、垄断行业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堆积如山，全面腐败早已民怨沸腾，严禁越级上访的条例又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官民对立，压制民声的网络管制就像蒙在火上的一层纸，整个社会只是处于枪杆子之下的安定，强权之下的和谐。经济也走向了泾渭分明的二元格局。各地政府大拆大建，大小官员大发工程财，带动相关原材料生产行业也发展过热。而与之不相关的私营企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环境极度恶化，高门槛高税负以及吃、拿、卡、要现象对私营经济形成了大围剿。视培育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养猪，见肥就杀。

    公权来源决定着社会利益基本点在那里，而公权结构却决定了经济结构。多元公权结构无一不是采取以法治为保障的市场经济，一元公权结构则必然要与民争利。因此，权力干预就成了经济秩序的常态，即使想照搬“资本主义的”的市场机制，其结果也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早在改革初期就有人提出 “等死论”与“找死论”，这完全是出于狭隘政权观的忧患意识。所谓“等死论”意思是说，按照中国社会主义这种搞法发展下去，这个政权只能等死；所谓“找死论”的意思是，要按照现代进步思想进行全面改革，执政党地位势必丧失。这种看似理性的两害权衡，实际上是在统治欲望的前提下展开的，是实实在在的权术盘算。盘算的结果就是放弃阶级斗争，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绕开了政治改革单一发展经济。这是什么样的经济？答案很简单，显然，他不是国家的经济，更不是全民的经济，而是一党经济。这也符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 ”这一定义。这个党一手制定游戏规则一手参与游戏竞争，赢得不亦乐乎。在日进斗金的同时也将执政目的大白于天下了。

    洋务运动那种只发展经济不改造公权的做法早已被证实是行不通的，那么今天高速的资本积累是否意味着“改革”已经成功了呢？事实恰恰相反，这种改革一旦不能终止，执政党的未来必将和清王朝有同样的宿命。为什么这样讲？假如这场改革是从改造公权入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作为最大的党派经过认真反思，公开承认错误，切实履行执政以前的诺言，在与其他党派的竞争中未必失败。即便是一时失败，就像国民党在台湾的表现那样，早晚也会有重新获胜的机会，是真凤凰就不惧怕涅槃。不敢同别人站在同等的地位上公平竞争，只想以统治者的身份把持公权，是一切君主、僭主的一贯所为，不是现代政党的作为。以掌握统治权为目标的统治者毕竟被社会进步所淘汰，而且将被公权领域永远地抛弃。这是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造化的报应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侥幸心理都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