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头一族

一

1960年春末，我患肾脏结核病，正在**准备做右肾部分切除手术。一天午后，院方突然通知我立即办理出院手续。作为正在劳动改造被专政的右派分子，当然没有权利去质询出院的理由。几年来，我们这等人早已经习惯于任人驱使拨来拨去，犹如一头牲口，只能默默跟着系着脖子的绳子走。

离开**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我决定趁这还没有回到农场报到之前的半天时间，赶去几十里外的乡下看望久病的母亲，她受我株连，一年多以前已经从寄居的姐夫姐姐家中，被赶回娘家寄住在一个舅父家里。

这时候，正值“三面红旗”倒腾得厉害的时期，毛**提出要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大面积毀林砸锅“大炼钢铁”，穷尽国内资源去“支援第三世界革命”。由此造成的大饥荒席卷全国，饿死达几千万人。

那时候，在市农场监督改造，除了吃住不交钱之外，“政府”发给我的生活费只有一元钱，且公交车班次极少，离我母亲所在的乡下最近一站也有几公里。拖着又累又饿的身子，我终于在下午六点左右走到了舅父家所在的回龙岗。

母亲见我回来，忙着取出她珍藏已久的一小把大米，给我蒸了半瓷盅干饭。这一两年尽吃杂粮加糠菜的汤汤水水，纯净干饭发出的热烈香气直透肠胃，禁不住我就扒了两口。猛抬头看到母亲那浮肿的脸、干瘦脖子上跳动的青筋，我放下筷子，强颜欢笑对母亲说道：“娘，今天**打牙祭，吃饭没收粮票。我吃得太饱，真的吃不下了！”

娘叫我躺下休息，让我脱下身上的破衣服，她给我缝补。就在这个时候，农场的摘帽右派钱超跟踪而至。钱超说，农场领导为了照顾你治病方便，决定把你从郊区生产队调到离市区最近的牛奶场，现在农场书记正等在那里，叫我带着你立即赶到牛奶场去报到。

天色已近黄昏，为何须这么急迫？明天不行吗？可我已经说过，我们这等人无权提出任何质询，为了不再给亲人增添新的迫害，只能像牲口一样，默默跟着系着脖子的绳子走。

这次托钱超的福，他掏钱买了车票，还赶上了回市区最后一班公交车。下车之后，来到十字口，去牛奶场本来该左转过河，他却往右一拐，把我领进新街派出所，丟下我扬长而去。

我呆立在派出所前厅，不久出来两个警察，一个提着一副铜手铐，另一个擎着一张铅印的《逮捕证》，冲我说道：“你被捕了，签字！”

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却没有料到会是在这个时候：我是一个为了挽救生命，正在**准备做手术的病人！在此期间，我不但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还几次因为协助病房的政治学习，办墙报，受到院方表扬。

我当然不会蠢到向逮捕我的人去讲理。我在他们指给我的空白处签上名字，甩下笔，之后泰然举起双手，说道：“来吧！”

提手铐的警察“咔嚓”一声熟练地给我上了铐。我对他们说道：“去五科吗？”

两个警察互相诧异地望了一眼，我向他们解释道：“我早就准备好要来了！”

这时候，他们叫来了一个穿便衣的年轻人，对他说道：“你把他从背街的巷子送到五科去。”

这天正是周末，大街上的人很多，他们是在照顾我的面子。那时候，谁被逮捕戴上手铐，不但本人声名扫地，连亲戚朋友也都抬不起头来。在这个城市里，我是著名的青年诗人，认得我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我从心里感激他们一片好意，可我不能领他们这份情：我没有罪！就算一时戴上手铐，又何来的羞耻？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处境，我还是从根本上拥护**拥护毛主席的！戴上手铐，我只是承受误解、承受委屈，却绝不会感到羞耻！

出乎两位好心人的意料，我执意要求从大街往位于“五云村”的看守所走。这时，恰好我从母亲住处带了一本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写的《谁之罪》，我把书的封面翻来让书名向外，举起拿着书戴了手铐的双手往前走。

周末的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看到我来，全都闪开道，用一种诧异、惊恐的眼光瞪着我看。我是著名的青年诗人，这小小城市里的名人，认得我的人自然是很多很多的。走在这些怯懦的人群中间，我甚至有了近乎殉道者的那种悲壮。

押送我的那个人并没有领我从看守所的正门进去，而是绕到坡上围墙的一处敲开了一扇隐蔽的小门。进门后拐了几个弯穿过甬道来到一间灰墙水泥地的屋子，把《逮捕证》递给一个坐在条桌后面板着面孔的人。

多年以后，当我在公安系统挂职工作，这才知道，这种对我施行的方式，叫做“诱捕”加“密捕”。

二

押送我的人离开之后，坐在条桌后面这人拿出一张表格，开始询问我的姓名、性别、年龄等等。这个例行公事让我们双方都感到厌倦，一问一答机械地反复进行。当他问到我所犯的罪名时，我突然心头冒火，大声回答道：“我还想问你呢！你们抓我进来，反倒来问我犯了什么罪？”

那人说：“他们抓你进来肯定有原因，你的罪名逮捕证上写得很清楚，我们这么问问只是按程序办事。”

他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在逮捕证上签字的时候，我还真是顾不得去看一下上面写的罪名。突然降临的打击震得我头脑发懵，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从近几年的现实生活中，切实体会了古人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不再和他争执。那人填好了表，说道：“其他的问题我们不管。我们这里，只负责羁押送来的人犯。在法院没有作出判决之前，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服从管教，遵守监规纪律，争取政府宽大处理。”

这话说完之后，他拿来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叫我把身上的钢笔、钥匙这类金属物品以及皮带、鞋带统统解下来放进里面，再转过身从墙上取下一大串钥匙，领着我又走进昏暗的甬道。

通过两道紧锁的铁门之后，来到一个小院坝里，此时天色已经黑尽，在几点朦胧的小灯下，我看到一列黑色的小监房。那人开了其中一间的大铁锁，拉开门把我推了进去。

铁门在我身后“哐当”一响，随后是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咔哒”声。呵！从现在起，我正式成为国家的皇犯了！

一股混合着汗臭、脚臭、大粪臭热烘烘的臭气扑面而来，我不由得恶心欲吐。借着铁窗外那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我逐渐看出这是一间大约六平方米的囚室。迎面一座石砌的通铺连接着三面墙体，我的背后是开有铁窗和铁门的第四面墙。横着的通铺与这第四面墙之间，形成一条几十公分宽、不足两公尺长的过道，过道尽头放着一只大粪桶。

面前的通铺上坐着几个人，全都是光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陌生的种族。他们全都面孔苍白浮肿、目光呆滞，望着我一言不发，直望得我心里发怵。

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通铺上已经挤满了人，我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

这时候，坐在靠门最近铺位上的一个光头望着我突然“呵”了一声，那声音满含惊喜：“你怎么也来了？”

凭那声音，凭那嘴里一颗门牙的银光一闪，我认出了，这个光头原来是市委内部通信站的通信员许银武。这小子经常骑着自行车往我们单位送文件，嘴里镶着一颗银牙，年龄和我差不多，彼此都很熟悉。

“我在市委的同事来了，你们往里挤一挤，挪个位置出来！”许银武向着那几个光头挥了挥手。看得出，他这个“市委来的”犯人在这群人中间很有权威，那几个光头窸窸窣窣很快就在许银武身边挪出了个空位。

这也难怪，这么些年来，各阶层的人都深深体会过“市委”的生杀予夺的权威，敬畏之情已渗透骨髓。

我坐了下来，心里稍为安定了些：毕竟遇到一个“市委级”的同伴了！

“你咋个弄到这里来了？”许银武悄声问我。

我一时无法给他说个明白。他看我不开口，自己倒是先说起来：原来，他听人说他耍的那个女朋友背着他另有新欢，便跑到女方家里去理论。双方争吵起来，许银武一气之下顺手抓过旁边一把榔头往那女子头上敲去。一看出血了，他吓得转身就跑，心里越来越感到恐惧和内疚。路边是一条河，他一头跳了下去。“我想干脆死了算了，”许银武说，“唉！都怪我早就会游泳，在水里憋不住，我又自己游上岸来。”结果，当然就到了这里。

“我都关进来五个月零八天了，没得任何人理我，”许银武说，“要求提审、处理，只会换来一阵吼骂。”他指了指另外那几个光头，“都只能等，不准去催的。”

“我都等了快一年啰！”墙角一个光头说。

“所以，你得做好长期思想准备，”许银武说，“他们把这种关起来不理的做法叫做‘泡’。‘你就是钢条也要把你泡成面条’，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停了停，许银武又靠近我的耳朵一字一顿地说道：“记住，首先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这里死个人还不如死一条狗。”

岗楼上的枪兵在叫了：“全部躺下！睡觉！”

“起来屙尿切记别忘了喊报告！”许银武最后叮嘱了我一句。

三

枪兵下达命令之后，整个看守所立即鸦雀无声。

人多，通铺太窄，只能挨个一头一脚颠倒着躺下。按照牢房的规矩，新来的犯人只能睡在通铺尽头过道里放大粪桶的那个位置，以后有人出监再依次往另一头挪，真还有点论资排辈的味道。

这一天处境和命运的剧烈变化，早已经弄得我精疲力竭，惊恐、愤懑、委屈、担忧，大脑里塞了一团乱麻。我无法清理我的思绪，只有一点明确无误，那就是：我成了枪口下的犯人！

铁窗外面吊着一个5瓦的小灯泡，光线昏黄，如一滴浑浊的泪。

我望着它，头脑一片空白，不知什么时候竟沉沉睡去。

猛然惊醒，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看守兵的队长正顺着每个小仓乒乒乓乓打开铁门上的水饭洞往里窥视，检查仓里犯人的情况，叫做“查仓”。后来才知道，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

早饭是一个鸡蛋大小的糠菜团子，一勺放了点酱油、色如尿水的咸汤。我被突然诱捕密捕，没带行李餐具，正在为难，同室一个光头递给我一个破瓦钵，说是暂时借给我用，租金是我必须将每顿的食物的三分之一给他。望着从水饭洞伸进来的汤勺，我只好接受这个条件。在这个问题上，许银武也不能帮我，大饥荒年月，一切努力都集中于怎么延续生命，在获取食物这一方面，已经把大部分人退化成了野兽。

这样的处境，这样的食物，我真难以下咽。抬头看到许银武严厉的目光，想起了他“一定要活下去”的叮嘱，我开始强制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犯人。

吃过早饭不久，看守兵的队长来打开小仓的铁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