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2007年2月21日、22日，正值农历正月初四、初五，珠江三角洲雨雾濛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等陪同下，深入珠三角边缘的肇庆、清远等地法院进行调研，慰问广大基层法官和工作人员。……肇庆是一个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北宋时期的著名清官包拯曾任职于此，留下千古佳话。肖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当地的包公祠，他对在场的法院领导说：包公为什么能名垂青史？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秉公执法的精神，有一种不畏邪恶的精神，有一种“硬骨头”精神。作为人民的法官，就要学习包公的这种精神。”

    看了这篇报道，实在不知道肖扬同志到肇庆干啥去了，若说是“调研、慰问”，应该同胡**同志一样，在群众或基层干部的家中留下身影，而不应把报道重点放到参观名胜古迹上。若说肖扬同志肇庆活动的重点是春节旅游，则发出这样一篇新闻到还合适，正可在观赏文化遗产的同时发思古之幽情。

    下面谈谈学习肖扬同志指示后的几点看法，第一，包公到肇庆干什么去了？历史上记录的明白，包公 在肇庆任端州知州3年，为官清廉，造福端州，离任肇庆时“不持一砚归”，深受当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就建造包公祠来纪念这位清官。可知，就算这段历史记录可靠，包公在肇庆也只能是个廉正的模范，而看不到“秉公执法的精神”，肖扬同志在肇庆的一番议论，实在有点言不及意。

    第二，学习包公“秉公执法的精神”，具体学什么？是学习历史记载中的包公，还是野史戏曲中的包公。历史记载以《宋史》最为权威，偏偏《宋史》的包拯传记中对于他的“秉公执法”记载甚是模糊，史书中仅有“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几句话，意思是老百姓告状，可以到堂上直接陈述，以免受他手下的官吏勒索。这当然值得称赞，但也还同“秉公执法”没有关系。到了具体案例上，只有在天长县任知县审理的“盗割人牛舌者”一案，但此案的要点是判断准确，也算不上“秉公执法”的典范。在《宋史》和《资治通鉴》中，最为轰动的一事，是包公弹劾皇亲三司使张方平“坐买豪民产”的弹劾行动，这件事成功了，但这一官场斗争可以夸奖包公“不畏权贵”，却也谈不到“秉公执法“四个字。而且包公连续弹劾了两任三司使后，自己当上了三司使，大有争权夺利的嫌疑，连历史知名人物欧阳修都嘲笑他：“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包拯真像《左传》中所说的那样，‘别人牵牛踩了地而地的主人竟然把牛抢夺过来’，这种惩罚已算重了，又贪恋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过分了吗！）”总而言之，在一部《宋史》中，从头到尾都找不到包拯“秉公执法”的事例，让司法人员学习什么？

    第三、既然在“正史”中没有可学的东西，那么，就只能学习野史了，野史中描写包公离不开一个“铡”字，铡国舅，铡驸马，铡判官……但是，千万别在学铡字上走火入魔，因为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毛主席曾说过，杀头不象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长者之言，不要当儿戏。就以戏曲中广为传播的《铡美案》来说，包公所欠缺的正是“秉公执法”的原则。陈世美停妻另娶在宋朝不算犯罪，据说包拯本人就妻妾成群。而“杀妻灭子”也只是犯罪未遂，任何时候都罪不当死。至于韩琪自尽，陈世美确实负有责任，但按韩琪的社会地位，他自杀首先是对主子不忠实，陈世美不用担负多少刑事责任。而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包公“秉公执法”只能秉封建社会之公，执赵宋王朝之法，陈世美在所有的罪行中，最不可饶恕的罪行是“欺君罪”，对这一罪行的判罚，很有伸缩尺度，主要看皇帝的脸色办事。在戏曲中，太后已经不追究“欺君罪”了，包公也无法“秉公”而判陈世美之罪。总而言之，整个一部《铡美案》，是一笔司法糊涂账，让司法人员学什么？

    第四、包公的“硬骨头”精神在哪里？他一生为官，一帆风顺，不像海瑞，又是被贬，又是被罢官，说海瑞有几分“硬骨头”精神，还让人信服一点。至于包公，在什么事情上表现出了“硬骨头”精神？就前面例举过的包公弹劾皇亲张方平一事来说，宋仁宗并没有给包公施加任何政治压力，表现不出包公的骨头硬还是不硬，让司法人员如何学习？

    以上几点，是辉山兰狐对报刊报道的肖扬同志的指示精神的学习心得，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